战疫列国志：日本抗疫迷思

WHO数据显示，截止6月9日，日本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7万，当天新增病例为36，这已经是第6天每日新增病例低于50——不知不觉中，日本已度过了疫情高峰，迎来疫情的尾期。

回望过去，日本的疫情数据一度“平滑”，在美国、欧洲等多个国家确诊与死亡人数不断高扬的时候，日本则一直“龟速上升”，成为国际疫情形势中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1月16日，日本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随后新增确诊人数缓慢攀升，但一直到3月22日，这一数字还没有超过100。

进入4月，新增确诊人数达到最高点743后，便逐渐下滑——5月16日降至100以下，6月4日则到50以下。

屏幕快照 2020-06-10 上午11.54.51.png如图所示，日本疫情的暴发期大概维持在3月21日到4月11日之间

伴随相对平缓的疫情曲线，是外界对日本政府检测量少、无法反应真实情况的质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公开承认日本实际感染者多于确诊人数，但说不清确切数字。

但是，如果感染人数能隐瞒，死亡人数总瞒不了吧？国内感控专家张文宏就曾说过，传染病的病例是谁也“藏不住”的，因为有人会死，它总会暴露出来。

日本死亡数据同样很“积极”：自2月13日出现首例死亡病例，一直到今天，日本单日新增死亡的人数都没超过100，最多的时候也是在4月22日达到了91例，近两天该数据更是一度降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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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这些数据可以掩盖作假，但是民众的行为不会作假，况且日本政府并不具备彻底控制国内舆论的能力，也无法让全国各地医生系统性地进行隐瞒和造假。但是目前日本国内并没有任何信息，哪怕小道消息显示国内因疫情出现大面积恐慌。

可供观察的另一个视角是规模高达近百万、占日本常驻人口1%的在日华人华侨，如果日本的疫情形势比想象中严重，按照比例日本华人也会有一定数量的人感染，消息也必然会传到国内。但是目前在日华人除了心慌，并无多少确诊病例传出。

种种信息都让旁观者除了想当然的怀疑以外，无法理解其中的迷思。日本疫情真的已经“安全着陆”了吗？日本政府与民众到底做了什么，使新冠病毒对日本如此“友好”？

日本政府佛系抗疫知多少

首先来说说，日本备受争议的检测难题。

早在1月底，日本政府便依据《传染病法》将新冠肺炎认定为“指定传染病”，新冠肺炎的诊疗也必须按照法定传染病的相关程序进行。

2月25日日本公布了应对疫情的基本方针——以“尽可能控制感染扩散速度、尽可能减少重症和死亡病例”为目标，原则上要求轻症患者居家静养，加强对密切接触者的健康观察，完善以重症救治为中心的医疗资源和体系。这一政策与武汉疫情初期、美国疫情初期的应对基调基本一致。

其中，医生在决定该患者是否需要进行核酸检测方面有较大话语权，也成为确定疑似病例的第一道关卡。

如果医生怀疑该病人为疑似患者，就会上报所在地保健所，并开具转诊证明，要求患者到国立传染病研究所进行病毒检测。而在日本，医生的判断标准相对苛刻：必须具有临床疑似症状，如发烧37.5度以上、有上呼吸道症状4天以上、65岁以上的人有症状2天以上，CT显示肺部有阴影等等。

严苛的检测标准使大量申请者被排除在应该检测的范围之外。根据厚生劳动省公布的资料，3月20日之前，共有23万多人主动申请检测，最终医生经过初筛，最终能够获得检测的，不过7659人，获准率只有3.3%。外界纷纷猜测，这可能存在的大量漏诊的病毒感染者。

截至3月13日，日本累计检测才2万人出头，而同时韩国的检测量已达26万人。而直到6月初，日本的检测人数才刚刚超过30万。

“检测少，所以确诊病例少”由此也成为大家对日本此次疫情防控的最大印象。

除了检测难，日本政府在“减少接触、隔离病毒”方面的行动也总是“慢半拍”。

疫情暴发之初，日本主要采取边境检疫的方式试图将病毒“隔绝在境外”。1月15日出现首例病例后，日本只于24日劝告国民不要前往湖北省，但并未限制中国甚至湖北游客入境，这也造成最初一些接待中国游客的旅游业从业人员被感染。

直到2月1日，日本才禁止湖北省人士入境，此时距武汉封城已近10天。13日，该禁令扩大到浙江省，直到3月5日才扩至所有中国公民。要知道，美国早在2月2日就禁止有中国旅行史的外国人入境。

当时，欧美人士仍可自由出入日本，但是彼时中国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美国、欧洲却处于快速暴发期。而日本政府针对欧美地区的相关限令再次“姗姗来迟”：3月26日才要求包括日本公民在内的由美来日人员隔离观察2周，且避免在日本国内使用公共交通设施；4月1日把隔离要求扩展到所有入境者，并拒绝美国、加拿大、英国等49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人入境。

但是很快，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省信解释称，要求来自中韩两国的入境者隔离的举措，不是依据《检疫法》或《传染病法》的措施，“说到底是要求”，不具有强制力。

如此迟缓与松散的“攘外”措施，无可避免造成日本疫情的社区传播——3月21日开始，日本累计确诊人数突破1000，新增确诊人数曲线开始加速抬升。

很快，确诊人数在4月7日便接近4000，快速增长的病例数使日本终于宣布东京都、大阪府等7地进入“紧急事态”，并于16日宣布紧急状态地区扩展至全国，而当时的确诊总数已经突破了一万。

宣布进入“紧急事态”的主要目标是减少七八成的人与人接触，从而降低感染扩大范围。进入紧急状态后，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具体政策，要求对民众生活非必要的行业暂停营业，并呼吁民众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企业远程办公等，避免“密闭、密集、密接触”的“3密”行为。

但是无论是居家隔离、有症状者戴口罩还是远程办公，日本用词都只是“呼吁”、“要求”，不具有强制性。“在日本，这些行为都是居民的私事，而非公事，政府是没有权利干涉的。”居住在横滨、正在读博士的相泽勇辉告诉健康界，这是日本小政府、大社会的现实情况决定的。

可以想象，对于这一非强制呼吁，总会出现一些居民由于信息不对称等种种原因难以遵守。新冠病毒对策专家会议副主席长尾身茂5月1日就曾公开表示，对于一直要求的减少80%人员接触的目标，在各地区和各年龄层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

日本政府防疫物资的储备与调度方面表现如何？确诊病例快速攀升，多地方相继曝出空床数量不足、口罩与防护服不足的问题。

一是租借酒店供轻症患者暂住，二是自4月17日开始亲自向国民发放布口罩，每家可领2只。但是据日本媒体报道，截止27日已经有超过400个地方自治体上报称孕妇专用口罩出现质量问题，已确定的劣质品多达3万只。问题包括口罩发黄，有异味，有黑色污渍，以及混杂毛发和其他污物。这批口罩的发放只得暂时中止。

网友纷纷调侃，唯一有点儿实际用处的政策，还由于质量问题无疾而终了。

经济发展才是王道

在经济发展方面，日本政府的应对显得“靠谱”多了。

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受疫情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为负3.4%。而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新家义贵预测，第二季度会更严重——萎缩6%-7%。

而日本信用调查公司东京商工调查（Tokyo Shoko Research）调查显示，受疫情影响，日本企业破产数量不断走高，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分别为住宿业、餐饮业、服装业。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后，为帮助个人和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日本政府分别于4月底和5月初先后两次向国会提交补充预算，总额超过200亿日元。其中第一轮预案聚焦家庭与个人，第二轮则致力于加强就业以及缓解企业的资金周转。

具体措施包括：向全体国民每人发放10万日元现金、向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一次性发放20万日元的补贴；向被迫歇业、没有营业额或营业额大幅下降的中小企业及个体经营者发放最高600万日元的店面租金补贴，并持续半年；向医疗机构和社会福利设施机构发放口罩的费用等等；发放启动金支持餐馆开展送餐上门及打包外卖服务；为学校完备线上授课环境和企业导入远程办公设备提供补贴等。

日本政府甚至增设了直接向企业注入资本的新机制，通过政策投资银行以购入次级贷款或没有表决权的优先股等方式，直接向企业注入资本。

实际上，日本政府早期迟迟不愿采取严格的入境管制及国内社交疏离等措施，根本上也是担心经济受到影响。

随着疫情高峰过去，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持续减少，5月25日日本正式解除了包括东京在内的首都圈4个都县和北海道的“紧急事态宣言”，日本的疫情应对也由此进入新阶段——分阶段性逐步恢复社会经济活动水平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医疗体系的效率、进行抽样抗体检测等，防止发生第二波疫情。

抗疫的关键或许不在政府

刚才提到，日本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与民众界限相对清晰，政府能做的事情也非常有限。此次的疫情防控中，日本“小政府”的作用或许还真比不上“大社会”。

首先，日本有着成熟的分级诊疗制度。在日本，分布着数量庞大的小型诊所，他们构成了日本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卡。

日本的医疗机构主要分为国立或私立大型综合医院和深入社区的私人诊所。据世卫组织下设机构2018年发布的《日本卫生系统评估报告》，截至2016年日本共有8442家医院、101529家诊所——诊所的数量跟日本遍地的7-11便利店数量差不多。

其中，综合医院几乎不接受直接到医院初诊，民众出现相关症状之后，首先前往离家最近的诊所就诊，再由诊所决定是否转运至综合医院。“日本诊所的专业水平是有保障的，并不觉得跟大型公立医院有什么本质区别。”在东京工作的孙先生曾对媒体表示，日本国民平时看病都是就近去诊所看病，非常方便。

大量基层诊所形成了疑似病人的第一道防线，有效防止疑似患者涌入医院造成的交叉感染以及医疗挤兑，是日本应对新冠疫情的一大有利条件。

其次，是日本人良好的卫生与生活习惯与面对灾害的积极心态。

勤洗手、消毒液、分餐制、环境清洁这些本来就是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更关键的是日本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常年喜欢戴口罩的民族：很多女性平时戴口罩用来遮掩素颜、懒得化妆、或者遮阳。

“尤其冬春季是流感季节、1月底2月初花粉症又开始，60%以上的日本民众就算没有疫情也会戴口罩。”东京惠实诊所所长吉永惠实告诉媒体。

而且，日本人原本的生活习惯就维持着一定的“社交距离”。与欧美的贴面拥抱以及人类通行的见面握手不同，日本人更习惯相互鞠躬；在公众场所，日本人也习惯低声交谈甚至保持缄默；日本也没有韩国那样的大规模宗教集会，日本的老年人不和年轻人同住，家庭规模较小；甚至连日语都是使用开口音最少、闭口音最多的语言——因此大大减少了飞沫传播。

此外，由于地理原因，日本是个灾害多发的岛国，各大中小学校都有丰富的防灾教育。“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日本人处乱不惊的心态。”相泽辉勇说，很多人不觉得新冠肺炎是多严重的疾病，充其量也就比流感严重一些，心态比较乐观。

再有，日本还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本土研发的流感用药法匹拉韦。

据凤凰新闻主笔唐驳虎介绍，目前抑制流感主要有三种药：一个是1999年瑞士药业巨头罗氏推出的奥司他韦（商品名“达菲”），一个是原苏联药物化学研究中心研制开发1993年俄罗斯上市的阿比朵尔，还有一个就是2014年日本富山化学（Toyama Chemical）推出的法匹拉韦。

前两种药在中国疫情早期都曾尝试过，疗效并不理想。但有消息显示，法匹拉韦抑制新冠病毒增殖的疗效，仅次于瑞德西韦、老药新用的羟氯喹，排名第三。目前，法匹拉韦已成为俄罗斯卫生部批准的第一种新冠治疗药物。

虽然法匹拉韦抗击新冠肺炎的有效性还在进一步的验证中，但作为日本医生开给流感病人的“国产药”，大量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很可能就是因此被不知不觉治愈的。

在感叹日本化药研究实力的同时，不得不感慨，应对新冠病毒，日本还真是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