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的清明节前后，广州正果万安园内的广东省红十字纪念园里，都会有人送上一束束鲜花，缅怀红十字（遗体）器官捐献者。自2008年5月建园至今，已有逾千名捐献者刻名入园。
2015年起，公民自愿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渠道。2016年，我国登记捐献遗体和器官的志愿人数达104538人，与2010年的1087人相比，增长近100倍。2016年，我国器官移植手术上升至15000余例，相比于2015年的10058例，增幅超50％。
广东省已经连续多年器官捐献例数在全国居首位。记者了解到，2014年，广东省器官捐献例数是268例，2015年是398例，2016年是513例，这样的增长速度令人为之动容。
“当命运无法改变，我们还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新生从此开始。”这是我国器官捐献公益宣传片中的一句话，也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器官捐赠的认识；对于那些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的器官移植患者而言，当自己的生命承载着另一个生命的馈赠和希望，只有努力活下去，活得健康，才是最大的感恩。
越来越多人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2017年1月1日，由于意外导致颅脑损伤严重的苏伯，抢救无效，被
诊断为脑死亡。在家人的共同商议下，这名65岁的云浮籍老人捐献出了肝、肾和眼角膜，让5名病人重获新生。苏伯也成为了广东2017年首例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赠者。
“很多病人在ICU去世了，并不知道自己的器官还能拯救病人，完成生命的接力。”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院长刘超道出了目前国内器官捐赠中一个很大的困难。
一项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中国器官捐献公众意愿调查》显示，83％的参与调查者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56％的人不愿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登记或手续太繁琐”，登记渠道不畅、流程复杂等是导致登记人数少的主要原因。
不过，这样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赠近1万例，捐献大器官2.8万个。广东是器官捐献和移植大省，以广州为例，截至2016年年底，全市已有1996人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实现捐献539例，居全省首位。
另一方面，捐献渠道也日益打通。记者了解到，如今，“互联网+公益”也嵌入了器官移植事业中。2016年，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促成了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支付宝医疗服务平台的合作，在支付宝上线“器官捐献登记”功能，支付宝实名用户可以一键完成登记，整个过程只需要10秒。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登记成为了器官捐献志愿者。
他们努力推动“生命的接力”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向我们咨询器官捐献事宜，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年轻人越来越多了。”陈伟健是中山三院器官移植中心的一名协调员，学医出身的他2016年5月开始做器官捐献协调员，“当医生为患者治病是救人，当协调员让生命延续生命，也是救人。”在他看来，自己的工作时延续爱、延续希望，“每天都在帮助别人，我很自豪。”
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是与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同步发展的一种职业。2010年，我国设立首批协调员，他们负责向患者家属普及器官捐献理念，动员患者家属去世后把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拯救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最终协助完成捐献流程。这些年，他们推动和见证了器官捐献观念的演变。
大多数时候，陈伟健的工作都忙碌而不易。就在清明假期前一晚，他还加班到深夜才回家。“我们面对的多数都是突发疾病的患者，家属往往是悲伤和无助的。”所以，大多数时候，协调员们可能一开口就会被拒绝，甚至遭遇情绪激动家属的抗拒。但经过耐心、真诚而专业的协调后，越来越多的家属签下了器官捐赠知情同意书。
陈伟健也曾经和家属一起掉过眼泪。2016年9月13日，在韶关仁化打工的男子黄先生突然晕倒，被
诊断为脑干出血，病情非常严重，经过抢救和检查，最终还是无力回天。黄先生的妻子愿意为丈夫捐献器官，通过医院，主动联系了陈伟健。“当时看到她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悲痛欲绝，他们跟我讲着患者生前的故事，在当时的情境下，心里很难过。”陈伟健说，他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做好协调，让患者的生命尽快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也有不顺利的时候。陈伟健说，目前器官捐献仍需要患者直系亲属同意，方可捐献。但很多时候，家庭成员之间意见没法达成统一。这时候就需要协调员发挥作用。“这种协调沟通没有套路，不同的家庭情况不一样。我只有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让他们了解和信任这份事业。”
协调员们的努力是有回报的。2014年，中山三院器官移植办公室收到了一面特殊的锦旗，来自一位器官捐献患者的家属。这也让器官移植办公室主任熊天威至今都记忆犹新：“他们感谢我们，提供了这样的途径，让他们的亲人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在这个世界上延续生命。”如今，这样的锦旗越来越多，让熊天威的团队倍受感动和鼓舞。
获救者背后是一家人的希望
和协调员们时常要面对器官捐献者及家属不同，中山三院肝移植病区主任易述红要面对的是生命亟待被延续的人——器官移植患者。
就在接受采访前一天，易述红就为一名患者做了肝移植手术。这是一名40多岁的男人，以前在东莞做生意，家里有三个孩子，靠着他一人支撑全家生计。一个多月前，他突发急性肝衰竭，送到医院时发现已经是严重肝硬化，伴随全身黄疸和严重肝腹水，情况十分危急。一直靠ICU治疗撑到现在。幸运的是，他终于等到了匹配的肝脏供体！
这台移植手术不好做。易述红告诉记者，患者凝血极差，又合并严重的腹腔炎症水肿和门静脉高压，易述红团队做了6个多小时，最终顺利完成手术。目前患者恢复顺利。
“肝病90%的患者都是男性，40岁左右很常见，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易述红说，这些患者往往是一个家的精神和经济支撑，他们倒下了，很可能家就散了——“作为一名一线医生，感受得最多的，是患者和家属对于生命的渴望。这也是最触动我们的地方。”
一次成功的移植，很可能就改变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易述红手机里至今还保留着一位肝肾联合移植患者的照片。2016年，40岁的胡先生因肝功能衰竭入院，病情发展很快，当医生和家属都认为可能没有希望时，突然有一名19岁的年轻患者离世，家属愿意捐赠器官。幸运的是，后续工作十分顺利，移植手术也很成功，把胡先生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今年春节，他在微信上晒了全家人的合照，上有老母亲，下有两个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我突然好感动，因为，一个获救者背后，是一家人的希望。”
可器官移植并不容易。从供体愿意捐献，到医生评估作出脑死亡或心死亡判断。通过红十字会、协调员和医护人员组成的人体器官获取小组把器官取下来，再经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的分配后，交到移植科医生手中。“如果做一肝两肾的移植手术，前后至少有20名医护人员参与。”易述红说的只是一例器官移植手术的顺利流程，平均需要一周时间，如果供体病情无法评估，或者又有其他情况发生，时间可能更久。
等得到移植的都是幸运儿。易述红告诉记者，2016年，中山三院做了150例肝移植手术，例数位居国内前列，目前还有很多人在排队等候合适供体，等待永远是漫长的，由于肝病发展快，尤其是急性肝衰，肝性脑病、脑水肿进展迅速，如果一周内做不了移植，几乎就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机会。因此，很多人等不到做手术就离世了。
易述红说：“总体而言，目前器官移植的需求还是非常紧缺的。”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器官移植需求在20万个至30万个左右，但是每年只有1万多个器官捐献，供需仍不平衡。
“我们传统观念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一部分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器官捐献，特别是ICU的患者家属，他们一方面要照顾患者的病情，另一方面要接受新的观念，并不容易。”易述红表示，中华民族讲究“传承”，生命延续，希望相传，如果把器官捐献给别人，相当于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活下去，这是一种新观念。“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理解并支持这样的新生。”
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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