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原定在上午10：00。
直到一个小时后，手术帽都没来及摘下的董家鸿来到接待室，着手处理已经预约好的一系列会面事宜。
11：30，分秒未停的董家鸿开始接受健康界专访，连口水也未顾得上喝。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鸿的日常，也是450万中国医生日常忙碌的一个缩影。
推进MDT先建制度
采访前完成的那台手术不大，但是患者病情复杂，许多医院都不愿接。
作为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下称清华长庚）执行院长，董家鸿说，医院通过多学科MDT会诊确保手术可以顺利完成。“过去治病都是以疾病为中心，现在我们的观念是以病人为中心，特别强调多学科联合
诊疗。”
MDT并非一个新概念，在发达国家更是医院的基本
诊疗过程。而在国内，直到现在也未能广泛而普遍地开展，尽管人人都说得出MDT的好处。
首先，因为涉及多个学科，专家
共识很难达成。“比如面对一位肝癌患者，什么样的情况适合做外科手术，什么样的适应症适合做介入、放疗、靶向治疗、甚至是肝胆移植，都要有明确的
共识意见，这是我们医院开展联合
诊疗的基础。”
其次，还需要多项配套制度来保障联合诊疗能够实施。比如，在清华长庚，医院明确规定凡是肝癌患者都要接受联合诊疗，在多学科共同讨论下确定最终治疗方案。早前一篇
访谈中，董家鸿曾介绍，清华长庚的肝胆肿瘤MDT医学中心由
临床医学专家团队、
临床转化科学研究团队和运营支持团队组成，从患者治疗到技术创新和转化，再到协调保障，甚至数据采集和绩效评价都能有力保障。
相匹配的，医院还建立了个案
管理师制度，即为一些专病患者设立“专病患者秘书”。他们会对患者的全部治疗过程负责，包括发起线上或线下的MDT联合会诊，督促形成共识治疗方案，开展长期跟踪随访等。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明确激励机制。“医生们参与了MDT的过程，就要有相应的绩效。”
归而言之，董家鸿强调，推进MDT实现，医院需要首先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
精准外科与技术引擎
董家鸿是精准外科理念的创始人。
在他看来，精准外科的核心价值观是追求病人的最佳健康获益。“作为外科医生，传统的理念往往是追求病灶的彻底切除。但其实切除病灶只是我们的手段，并非目的，要把追求病人的最终治疗效果作为我们的目标。”董家鸿说。
基于这一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科技部传染病重大专项等
基金支持下，董家鸿团队研究发现，在众多影响外科患者转归的因素中，病灶清除、脏器保护和损伤控制是决定性因素，并由此提出了精准外科三要素均衡（3M：安全、高效、微创） 策略和多目标优化（SEM）宗旨。
为了支持精准外科目标的实现，还需要从技术上实现可视化、可量化和可控化，这三者正是现代精准外科的特征，也为器械和设备的创新研发打开了许多想象空间。
在学术层面，精准外科理念和范式已经得到国内外同行的普遍认可和应用，目前中国版精准肝切除指南已经编写完成，或将能够改写全球肝胆外科的临床指南。
在应用层面，“随着精准外科范式的应用，过去不能接受手术的病人，现在也可以手术了；过去手术以后效果不好的病人，现在效果得到了很大提升，甚至能够达到治愈的目标。”
董家鸿颇为欣慰地表示，随着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进化，精准外科永远在路上。
肝癌早筛亟需重视
事实上，肝胆外科是外科最复杂的领域之一，我国更是肝癌大国。
《世界癌症报告2019》显示，2017年我国新增肝癌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均占全球一半以上。而我国80%的肝癌病人都同时患有病毒性肝炎，由于肝炎导致的肝脏功能受损，因此肝癌手术时对于肝切除量的控制就显得尤其重要。
另外，发现较晚、多数病人被发现时已丧失治愈机会，也是我国肝癌患者的另一个特点。“不少国家要求高危人群每半年做一次肝脏检查，以便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比如日本，因此其肝癌病人的五年生存率远远高于我们国家。”
因此，董家鸿一方面呼吁肝病患者通过接受健康教育，主动定期体检；另一方面，也希望国家医保能够覆盖肝癌高危人群的早筛费用。
在治疗水平上，董家鸿坦言国内各地区差异仍然较大。
“大医院的技术肯定是国际一流，甚至领先国际，但基层医院还有不少差距。”董家鸿希望，通过培训、远程医疗等多种手段，实现国内各地区肝胆外科医疗技术水平的相对同质化，让患者获得公平可及的医疗服务。
国家力推的分级诊疗制度正欲解决上述问题。董家鸿也提议到，在分级诊疗的具体标准明确以后，应该针对不同层级的医院和医生开展相应的能力培训。
医院与医学院互相成就
今年是清华长庚成立五周年。
说起担任院长的缘由，董家鸿笑说，自己的人生规划中本来并没有担任院级领导这一设计：“我就希望把我的专业做好，带领肝胆外科做到国际最好，但当时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老师专门找到我，希望我能承担更多责任。”
当时，董家鸿已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了八年，与其恩师黄志强院士一起将医院的肝胆中心做出了国际影响力。因此，决定来到清华从头“创业”，自然颇受争议，也注定饱含艰辛。
但选择从零开始，在董家鸿的职业生涯上已经不是第一次。
与许多医生在一家医院“从一而终”所不同，董家鸿此前就曾离开战斗了十几年的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毅然决然地来到301“开垦荒地”，这让他并不惧怕所处平台和人事关系的变动。
身为学科带头人，董家鸿非常看重清华的学术生态，“利用清华大学的工科优势，我们可以做出很多交叉创新，比如医工结合。”董家鸿希望借助医工结合，把现代科技转化应用到肝胆外科的实践当中，提升精准外科的诊疗水平。
为了共同的目标，清华大学特别成立了精准医学研究院，由董家鸿担任院长；研究院开设了三个平台，包括临床研究中心、转化医学中心、医工结合转化科学中心。
在这些平台上，清华长庚与清华大学的工科院系联合开展了一系列临床转化研究，包括成立健康大数据中心、聚焦人工智能影像
诊断、搭建3D重建的混合现实系统、研制康复机器人、拓展3D打印技术的临床应用、开发智慧化的社区健康管理体系。
董家鸿介绍道，清华大学每年会投入近2亿元的经费用于
科研创新，
科研成果转化收入的70%归属发明人团队。他说，“我们鼓励医院的每一个医生开展临床研究，并设立了一系列的激励机制，包括人才评价标准、晋升体系以及对科研项目的专门奖励等。”
对于董家鸿来说，担任院长和学科带头人相比，意味着不同的能力要求。前者更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全局把控和战略规划，也是清华长庚给他的一个新挑战。
甫一来到清华，董家鸿就带领医院领导班子制定了十年发展规划，希望通过十年奋斗，建成国际级的医学中心；并将这十年分成“三步走”。
目前，医院还处于前十年的第二个阶段，即以学科建设为引擎，全面提升医疗服务的品质和效率，同时，为建设学术型医院而努力。
与之相呼应的，作为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董家鸿也与团队一起，为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制定发展规划，确立了培养学术型医生的主旨目标，“培养能够成为未来医学领军人才的卓越医师”。
外科科学家的新梦想
董家鸿的中学老师曾评价他性格内敛、不爱说话，对于这个评价，董家鸿笑着回答“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但这并不会阻碍他妥善处理医患关系，因为董家鸿认为，关爱能融化一切。“真正关爱病人，这点最重要；另外就是和病人在一起，其实更多的是善于倾听，倾听就是一种安抚；而且还要有共情心，要设身处地理解病人在疾病状态下产生的心理和情绪，去理解和包容他；当然，一定要给病人做合适的治疗，为病人谋福利，而不是为自己谋福利，病人的生命健康是最重要的，是高于一切的，高于我们的个人利益。”
采访到这里，我特意问到，“那病人的健康大于医生的健康吗？”
董家鸿摇了摇头，但也坦言，为了病人健康，有时确实可能会影响医生健康。
比如，大家有目共睹的国内医生过度劳累的问题；再比如，职业暴露等风险的存在。“就像战场一样，战场上战士也可能为了国家安全而牺牲生命；在医院，医生也会为了病人健康做出一定的牺牲，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他说，以一贯淡然而温和的语气。
当被问到想要给青年医生什么建议时，董家鸿答道：“年轻医生一定要立志，要有远大的志向，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更快更好地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
董家鸿从小就立志要做一名科学家，最初瞄准了数学和物理领域。误打误撞被医学院招收后，“专业思想极不稳定，一度跑到师范学院听高等数学，想等待机会转专业”。直到大学第三年开始了人体机能课程的学习后，就一头扎进医学的海洋里，自发地成为一个医学迷了。
按照其导师黄志强院士的规划，董家鸿在硕士毕业后先到临床锻炼了五年，随后又接受了三年博士的专业训练，才终于圆了小时候“科学家”的梦想，成为了今天受人尊敬的“外科科学家”。
现在，我国的医疗技术水平已经赶超国际，但在医院管理、科研创新和医学教育等方面还明显存在短板。《健康中国2030》战略和新医改浪潮都为重塑健康医疗体系带来了新动力，也为清华的医学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未来，如何带领团队建立国际一流的医学中心，培养卓越的学术型医师，在科技创新、医疗服务、医院管理方面引领全国乃至全球，是董家鸿的新梦想。
来源：健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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