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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路相伴，成就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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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s等人在JAMA Psychiatry撰文确定了一个值得立即关注的自杀高危人群。
这项大型回顾性队列研究对美国2007年至2018年的159例 372例自杀者进行了调查，使用国家暴力死亡报告系统的数据和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劳动力数据以及美国医学院协会的国家医生劳动力数据，对护士、医生和普通人群中性别不同的自杀发生率进行了估计，调查结果显示，护士的自杀率超过一般人群的自杀率，女护士的自杀风险是一般人群中女性的两倍。
该研究显示共有2374名护士自杀(1912名女性[80.5%];平均[SD]年龄，52.8[11.8]岁，857名医生自杀(723名男性[84.4%];平均[SD]年龄59.8[15.3]岁，一般人群中156 141例自杀(121 483例男性[77.8%];平均[SD]年龄，53.1[14.7]岁)。总体而言，与一般人群相比，护士自杀更为常见(2017-2018年，性别调整后的发生率为23.8 / 100 000 vs 20.1 / 100 000;相对危险度为1.18 [95% CI, 1.03-1.36])。2017-2018年，女性护士自杀发生率为17.1 / 100 000(2 966 048中的506)，而普通女性人群中护士自杀发生率为8.6 / 100 000(103 731 387中的8879)(相对风险为1.99[95%可信区间，1.82-2.18])。就绝对数字而言，与一般女性相比，作为一名女性护士与每100 000人中额外8.5例自杀相关(95%可信区间，7.0-10.0 / 100 000)。2011-2012年，除女性医生外，医生自杀率与普通人群没有统计学差异(11.7 / 100 000 [95% CI, 6.6-16.8 / 100 000]女性医生vs 7.5 / 100 000 [95% CI, 7.2-7.7 / 100 000]普通人群;P = .04)。在自杀特征方面，临床医生比一般人群更有可能使用中毒;例如，24.9% (95% CI, 23.5%-26.4%)的护士使用过中毒，而一般自杀人群的比例为16.8% (95% CI, 16.6%-17.0%)。抗抑郁药、苯二氮平类药物、巴比妥类药物和阿片类药物在临床医生自杀中比在普通人群中更常见。
Davis等人的研究结果尤其令人担忧，早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之前，两个众所周知的风险因素（工作压力源和精神健康问题）就加剧了医护人员自杀。在当前COVID-19工作条件下，卫生保健专业人员面临着极高的压力和心理健康问题。
2020年对COVID-19大流行以来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问题患病率的3项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结果显示，医护人员中焦虑、抑郁和压力的患病率分别为24.1%至67.5%、12.1%至55.9%和29.8%至62.9%。
在这一系统评估中发现的心理困扰程度最高的人群是护士、女性工作者、一线卫生保健工作者、较年轻的医务人员和感染率较高地区的工作者。综上所述，这些发现表明，美国护士自杀的趋势高于一般人群，并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潜在增加。
与以往的大多数研究相反，Davis等人的研究并没有证明2011/2012年美国医生的自杀风险高于普通人群，除了女性医生外。Davis等人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许多研究表明，与普通人群相比，医生的自杀风险更大，这些研究是在美国以外的国家的医生中进行的，这可能解释了自杀率的差异。此外，他们还认为，由美国医生进行的研究已经过时，而且泛化程度有限。Davis等人关于男医生的发现与一个在美国进行的类似研究结果一致，但Davis等人的受试对象不包括30岁以下的医生，且排除了大多数年轻实习生和住院医生等。早期住院医师培训被认为是倍增抑郁、职业倦怠和自杀风险的因素，自杀分别是男医生和女医生在培训中死亡的第一和第二主要原因。
需要采取一种全面和综合的方法，对一般保健专业人员特别是护士的自杀风险降低产生重大影响。为实现这一目标，没有单一的、明确的、以证据为基础的路线图，但与任何复杂的公共卫生问题一样，有强有力的先例支持使用分级公共卫生预防和治疗方法。公共卫生预防和治疗办法适用于早期预防工作，查明有风险的个人，并对有需要的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这一框架是指导制定管理工作场所压力和减少心理健康问题影响的战略的有效模式。例如，预防战略可以包括促进雇员的健康和保健，并为从事与健康有关的活动提供所需的时间，作为个人专业责任的一部分。如果领导人也参与和示范促进健康的活动，就可以支持增加雇员对预防战略的参与。可使用保密精神健康筛查来确定高危个人或群体，以便提供适当的支持和资源，并为需要以证据为基础的精神健康或药物使用障碍治疗的人保留治疗。有针对性的方法还包括通过检查特定的工作场所压力源(如骚扰和或政策变化，可能加剧了工作条件，如护士-病人比的变化，轮班长度和不合理的时间表)而获得信息的方法。在采用这一框架的同时，我们需要承认并克服医学文化中与心理健康问题有关的污名化，以及妨碍保健专业人员成功采用预防和治疗干预措施的沉默和不作为。除了这些干预措施对个人心理健康的益处外，还有巨大的组织益处，如减少缺勤、减少人员流失率和提高绩效、对护理质量和患者安全产生积极影响，以及降低医疗保健成本
在设计和实施干预措施以减轻护士和医生自杀的近端风险因素(即工作场所压力源和心理健康问题)时，必须承认并解决卫生保健工作者的第二轮班负担:主要由妇女承担的无休止的、没有报酬的、经常被低估的家务劳动，她们占护理劳动力的88%，占所有医生的一半。在大流行期间，学校关闭、儿童保育的选择消失、平衡工作需求的增加，给护士和医生带来了更大的工作-家庭冲突。在大流行之前，护士和医生就已经很清楚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并与职业倦怠、抑郁和劳动力耗损的风险增加有关。急需进行系统性的调整，以减轻第二班的负担和工作与家庭的冲突。旨在通过提供托儿服务、免费上门送餐或家政服务来缓解工作与家庭冲突的试点项目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些项目应该扩大范围和数量，并严格测试以减少工作-家庭冲突以及抑郁症及其后果，如自杀、病人护理质量差和职业损耗。
考虑到护士本身就构成了美国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最大数量，是病人护理和卫生保健行业的支柱，我们不能忽视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承受的心理健康和工作场所压力。Davis等人的研究结果呼吁卫生保健系统和领导人采取行动，解决自杀的近端风险因素，改善我们的卫生保健工作者的心理健康和生活，反过来，也就是他们所服务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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