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以来，韩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指数式增长，截止3月2日
感染人数已接近5000，稳坐世界第二大新冠肺炎疫情国的位置。
一名“新天地”教会成员确诊后，病毒在大邱市迅速传播开来，教会、医院、军队均出现了聚集性
感染，大邱成为韩国疫情的重灾区，占全国确诊人数的9成左右，正在成为第二个武汉。
为守住大邱，防止疫情进一步向全国扩散，在加强入境检疫的同时，韩国以大邱为中心采取了一系列防控社区传播的措施，甚至开始在大邱市建立方舱医院，抄起了中国的作业。
由于社会运行机制不同，防控政策的落实主要依靠民众自觉，实施效果仍有待验证。近期居高不下的新增确诊病例数显示，韩国的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很可能正在从大邱走向全国。
第二个武汉
2月19日之前，韩国每天新增的确诊病例均不超过4例，且大多具有境外接触史或是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12-15日甚至出现了新增确诊病例零增长，累计只有28例，一度让外界以为，韩国的疫情已经控制住了。
谁知从19日开始，韩国确诊病例开始呈指数式增长，一路飙至3月2日的4812例，翻了170多倍。
转折发生在2月18日，一名来自大邱市的60岁韩国女性确诊为31号患者——她近三个月内没有出过国，也没有明确的确诊病例接触史，感染原因不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公共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告诉健康界，不明原因病例的出现是社区传播的重大信号。
更严重的是，这名31号感染者在确诊前，哪怕已出现症状，仍在乘坐公共交通四处活动：1月底因车祸在首尔就医；2月初前往庆尚北道清道郡的大南医院参加“新天地”教会创始人李万熙哥哥的葬礼；2月7日开始出现发冷、咽喉痛等症状，但她认以自己未出国为由拒绝接受新冠肺炎检查。在这之间，她参加了4次“新天地”教会活动。
到17日确诊之前，她接触了数***，其中大部分是“新天地”教会的会员与大南医院的医护人员，病毒在这些人群中迅速散播开来，直接促使大邱和庆尚北道成为韩国疫情重灾区。
其中，“新天地”教会成为第一大传染源，截止3月1日下午2点，与该教会相关的确诊病例已超过2000例，占韩国确诊病例总数的60%。该教在韩国被视为异端，处于正规宗教与邪教之间，要求会员必须参加教会活动并签到考核，敬拜时脸上不许戴任何东西，且人与人之间距离极近，为病毒的传播创造了极佳的条件。
据报道，首尔政府已经指控“新天地”教会领导人涉嫌谋杀。3月2日，该教创始人李万熙公开下跪致歉，但是由此导致的疫情暴发，已无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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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号感染者去过大南医院成为第二大传染地。据报道，该医院已有9名医务人员感染和102名患者，其中101人来自精神病房。他们大多卧床已久，且有基础疾病，已出现多例死亡情况。据韩国媒体报道，该医院是一家针对老年疾病的综合医院，精神科住院楼多人居住并采取封闭式
管理，“在狭小的空间中进行密切接触是他们感染速度较快的主要原因。”
此外，韩国陆海空三军及美国驻韩部队均出现了确诊病例，累计达31例，他们大多数都有大邱旅行史。种种迹象表明，大邱市的疫情已经进入社区传播阶段，成为韩国确诊病例的主要来源。
截止3月2日24时，韩国累计确诊4812例，其中大邱市3600例，庆尚北道685例，两者占到了确诊总数的九成左右。可以说，大邱市之于韩国，正如武汉之于中国。
韩国政府做了什么？
疫情之初，韩国政府的防控重点主要为加强入境检疫，防止疫情输入，但随着大邱市疫情的迅速发展，如何守住大邱，防止疫情扩散至全国，成为另外一个重点，也是难点。概括来说，韩国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升高预警级别
自1月20日发现首例病例后，韩国政府将新冠疫情的预警级别从“关注”上调至“注意”级别，之后又上调至“警惕”级别，到2月23日上调至最高的“严重”级别。
韩国传染病预警级从低到高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关注、注意、警惕、严重。这是韩国政府继2009年甲型H1N1流感后时隔11年再次发布最高级别的传染病预警。在发布“严重”预警之后，政府可采取最高级别的应对措施，包括下令各级学校关闭、禁止集体活动等。目前，韩国全国的学校已推迟1周入学。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将大邱市与庆尚北道地区划为“特别管控区”，采取超强“封锁措施”。据执政的共同民主党首席发言人解释，所谓最大程度封锁，意味着补强织密防疫网，阻断疫情在社区的扩散，并非完全封市封道，禁止出入。
二、扩大监测范围
韩国中央应急处置部部长金刚立表示，虽然传染规模较大，但多在个别地区和组织内出现集中感染病例，早期排查出轻症患者并对其进行
流行病学调查和隔离接触人员仍是防疫防控工作的重点。
31号病例出现后，韩国政府将新冠肺炎纳入“重症急性呼吸系统传染监管体系”，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即使没有出过旅行经历，也可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且所有检查与治疗的费用均由政府承担。
每天，韩国卫生防疫部门都从全国50多家医疗机构采集疑似流感病例的呼吸道标本，送交17个市道的保健环境研究院进行分析检测。为提高监测能力，韩国在全国增设了124个新冠肺炎检查
诊疗所。
2月19日以来，政府先对与31号病人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检测；随后对“新天地”教会所有会员进行检测；目前已扩大至大邱市民，检测范围不断扩大。
三、为隔离者、医务人员等提供补助
为加强隔离效果，韩国政府向“自行隔离”的市民发放生活必需品与补助。对于隔离14天以上的1人家庭支援约2600元人民币、2人家庭4600元、3人家庭5800元、5人以上家庭8500元。外国人也可按照1人家庭标准进行申请。
此外，韩国政府还向不能回家的医院工作人员支援5800元的居住费；针对为照顾家庭而申请无薪休假的劳动者，每天支援300元，全国将有9万户家庭享受这一福利。
四、加大对大邱的援助
由于多个医院出现确诊病例，大邱面临医疗设备、医护人员紧缺的情况。大邱市长权泳臻19日表示，仅靠大邱自身力量难以抗击疫情。
次日，韩国政府宣布向大邱市和庆尚北道提供约1462万元人民币的特别资金，同时授予大邱地区抗疫医护人员嘉奖及经济补偿，呼吁有志之士为大邱贡献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政府已向大邱派遣了24名公共卫生医师，490名医护志愿者。
此外，国防部组织了国军医疗支援队，支援大邱及庆北地区医疗前线；并计划将国军大邱医院指定为传染病专门医院，这将为大邱及庆北地区提供300张病床用于确诊患者治疗。
但这仍跟不上大邱病例的增长速度，截止3月2日，大邱仍有1800确诊者“隔离”在家，无法接受住院治疗。2日，由大邱市中央教育研究院改造的“生活治疗中心”投入运营，开始接收这些轻症患者。目前，韩国政府正在加速扩建方舱医院，争取下周提供2000床位。
能否守得住？
正如中国疫情看湖北，湖北疫情看武汉一样，大邱与庆北地区的疫情能否稳住，也决定着韩国未来的疫情走势。“与中国不同，韩国政府对社会不具控制权，政府在疫情防控上只能引导公民社会进行合作与配合，不能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黄严忠表示，而这很可能使防控措施的落实存在变数，带来全国的大流行。
例如，对于需要在家自我隔离的人群，韩国采取的是“劝诫”方式，即劝诫在家自行隔离，自行查体，相关机构会每天打电话询问健康状况。对于是否严格执行了自我隔离、汇报的健康状况是否属实，政府很难求证与监督。“就算有人在隔离期中出门，政府也不知道，即便知道了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黄严忠补充道。
据媒体报道，韩国针对与第31例病例共同参加礼拜的一千多名信徒采取居家隔离措施，并通过电话确认这些人员是否出现症状，但其中396人无法取得联系。而韩国2005年MERS大暴发时，竟发生了被隔离的疑似病人逃出隔离区的情况。
此外，不同于中国的举国体制，韩国中央政府对大邱的支援能力也相对有限。武汉疫情蔓延时，中国政府迅速建立起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等医疗基础设施，源源不断向武汉运送医疗物资、医务人员、食物等，确保“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除中国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实行这些措施的现实条件。”黄严忠表示，特别是韩国的物资、食品大量依赖进口，且国内医疗体系高度私有化，虽然已开始改造方舱医院，但新建医院或大量征调人力、物资都不太现实。
最后，疫情防控在韩国已成为政治议题。多党与竞选制下，反对党很可能借疫情防控形势打压执政党，各力量之间相互牵制的过程中，势必影响有效防控措施的出台，延误疫情防控时机。例如，前几天首尔光华门出现的大规模集会，就是抗议执政党抗击疫情不利，而这种行为本身就可能造成疫情传播。
来源：健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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