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一篇题为“拯救濒临灭绝的医师科学家”文章，指出在过去的40年里，由于研究经费减少、医学和科学专业化程度提高、缺乏培训等原因，从事
科研的美国医生的比例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占整个医师队伍4.7%的峰值下降到现在的1.5%，下降了68%。美国史隆凯特林癌症中心首席执行官Craig B. Thompson教授也公开表示：“成为一名伟大的医生和伟大的科学家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今天的科学问题是如此的复杂。”
为什么美国同道要呼吁社会拯救“医师科学家”这个群体呢？医师科学家（Physician Scientists）是一类既是优秀的
临床医生，又是具备探索揭示疾病发生机理、研发新的
诊断方法和治疗手段、产生重大医学
科研成果的科学家，这种复合型的人才被称为医师科学家，他们是21世纪生命科学领域创新和重大突破的第一推动力，受到各国的重视。坦承地说，中国不缺能发论文的医生，但缺的是类似
葛均波、张英泽、黄晓军等一批深谙现代生命科学研究的医师科学家。
此外，想成为一名医师科学家并非易事。笔者查证了美国一些通过医师科学家培养途径的中国医师成长经历，发现在美国确实只有极少数医师选择从事医师科学家。美国南加州大学系统生物学博士李嘉华介绍，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医师科学家，首先要通过医生执照考试（USMLE），成为有执照的医师。其次，要有博士后的科研经历，大多数人还拿到PhD（哲学博士，不同于MD医学博士）的学位。试想：放弃美国年薪20万美元的主治医师不做，去做年薪5万美元的博士后，而且一干要3-4年，每天过着做实验、写论文、报
基金的苦行僧日子，还要经历日复一日的失败和挫折，除非是真正对科研有兴趣，否则很难坚持下来。因此，客观来说，医师科学家本来就是医师队伍里的少数人才。
那么，该怎么解决医师科学家的培养问题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区景松教授认为，一方面要建立医师科学家的培养制度。让有志成为医师科学家的医生有从事
临床工作的时间，也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不能单纯用临床工作量，比如门诊量、查房数、手术例数来衡量他们的工作量。
另一方面，注重培养医师科学家的方法，我们应该从学校开始培养。近年来，广州医科大学南山学院、清华大学八年制医学实验班、浙江大学医学院竺可桢学院巴德年医学班等都是培养医师科学家的探索。大学生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医师科学家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可以从年轻医师开始选择性培养，对于有一定科研潜质的青年医师可考虑重点培养成为医师科学家，医院对他们给予相应导师指导、经费支持和时间保证，这会缩短我国医师科学家的培养周期。
此外，我们还要科学合理地对医师科学家进行评价。长期以来，行业内“临床与科研不能兼顾”“科研行，临床不行”的误解从未平息，医师科学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得不到医疗机构的正确评价和重视。所以，我们应当对医师科学家进行科学定位，在职称评定、工作与生活待遇等各方面制订相应的合理标准与要求，适当提高医师科学家的待遇，让他们更加愿意为医学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来源： 医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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