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这样一条新闻在医疗界流转。说的是山东曲阜一位患者几年前在医院做了跟骨骨折手术，声称术后疼痛，闹了很长时间，还去上访，采用站楼顶威胁跳楼等手段。最后医院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赔钱息事宁人。前几天这位患者摔伤骨折后又来该院就诊，因为大家都认识他，没有医生敢收治入院，就说医院水平有限，建议他到上级医院就诊治疗。患者在急诊科辱骂值班人员一夜，第二天又去市政府上访。最终，医院迫于压力，院长亲自安排此患者入院，可是依旧没人愿意给他做手术。患者目前仍“赖”在医院，持续僵持中。
这样的消息一出，有人认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尽管患者曾经“医闹”，但医生拒诊不仅与职业操守相悖，更不符合我国法律关于“医生不得以个人原因拒绝或推诿诊治”的规定。
窃以为，法律是死的，具体到本案中，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医生不是神，超道德要求医生并不现实。对于一名曾经因“闹”而违法获利的患者，再次就诊，不仅是对所有的医疗机构的潜在威胁，更是执法部门在维护医疗秩序中重点要排除的隐患。今年七月十一日，国家卫计委和公安部联合发文明确提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应当将涉医违法犯罪行为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特殊人群就医接诊制度，要安排保卫人员陪诊，一旦出现突发情况立即采取果断措施，确保医务人员及患者安全。
曾经的“医闹”因法治缺位而得逞，是“大闹大赔、小闹小赔”这一丛林法则下的“受益者”，是尝到了“闹”的甜头的。这种违法犯罪行为在未得到有效惩处前，再次到同一家医院就诊并辱骂医护人员的行为，不仅是对法治的挑衅，更是对医护人员的二次伤害。这样的行为放在西方一些医疗法规制度比较完备的发达国家，医生是完全具有拒绝
诊疗的权利的。
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医生享有“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患者理应有配合医生的义务。按照约定俗成，医患之间是非典型的契约，对患者来讲，在情感上已经不信任医生了，那么双方都不情愿了，医生还继续为其治疗，后果会变得更不利于双方。
原因很简单，医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摈弃七情六欲的圣人，在感情已经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再对曾经的“医闹”实施手术，能做到一心一意、毫无瑕疵、心无旁骛地投入吗？能达到手术最佳效果吗？如果做不到，不仅是对患者不负责，也是对医生自己不负责。另外，出了问题怎么办？谁负责？
所以在本案中，患者在同一家医院“闹”过之后再来就诊，医生拒诊是合情合理的。不仅合情合理，被拒诊的“医闹”到其他医院就诊时，更要有公安部门、卫生部门、医院的防范介入措施。因为，将涉医违法犯罪行为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不是“口号”，对涉医违法犯罪行为人限制性
诊疗不是“空话”。而在新时期的医改大潮中，法律如何平衡道德、情理之间的关系，趋于更加完善，也许是法学界和医务界共同面临的课题。
来源：三甲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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